楊奎松:《關于建國以來黨政干部的收入》(轉)

毛澤東時代干部收入差距超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

        從《南方周末》上看到這樣一篇文章，看后讓我很不解，原來我們今天的不公平，是源于毛時代的。不是有好多人說毛時代很公平嗎？真弄不懂。特轉到這里，想聽明白人說說看。

1955年8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tǒng)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這樣，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qū)物價津貼16%后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干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干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shù)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干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近416倍。
        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tǒng)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shù)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nèi)，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tǒng)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芍Y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于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我們的等級差更多地還不是表現(xiàn)在工資標準上。我們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guī)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干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致復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wèi)，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yī)療和療養(yǎng)，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guī)定。
        當年一切學蘇聯(lián)。蘇聯(lián)是共產(chǎn)黨國家中最早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并對高級干部實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當時也一切照搬。相反，戰(zhàn)后歐洲眾多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社會黨、工黨起作用的結果，它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級制和官僚制的種種流弊。比較這兩者之間的歷史條件，我們能夠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的區(qū)別就是，絕大多數(shù)沒有在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產(chǎn)黨國家，都是落后國家，這些國家革命前基本上處于專制體制的統(tǒng)治之下。由此可見，很多新制度的選擇與變異，并不完全取決于政治家或政黨的理想和目標，既有的制度與社會文化傳統(tǒng)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一切。
        據(jù)2005年國家統(tǒng)計局對城鎮(zhèn)居民家庭的抽樣調(diào)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為9．18倍。城鄉(xiāng)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為27倍。（可以）拿這兩個數(shù)字來比較前面我所舉的毛時代光是黨政干部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毛時代近億城市居民的種種勞保福利和鐵飯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對大量鄉(xiāng)村資源無償占有的基礎上、以5億多農(nóng)民的普遍貧困換來的。
        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著嚴重不公。但是，第一，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nóng)民在內(nèi)的國民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農(nóng)村絕對貧困人口數(shù)已經(jīng)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即便加上剛過溫飽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也可以看出農(nóng)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這里的問題恐怕不在于農(nóng)民是否還很貧窮——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才能逐漸改變——而在于中國相當多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占據(jù)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報社會。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xiàn)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jīng)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2007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楊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