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夫戴師傅是南門口百年米粉店的大廚戴卓順師傅，他出生于“飲食世家”，他的爺爺、父親都是做米粉的。我認識他的父親，如今已經(jīng)作古，老人曾經(jīng)是武岡市飲食服務公司的“榨粉工”，我見過他坐在高高的“大黃鍋”旁邊，把米漿裝入一個網(wǎng)眼狀的大容器，用大木錘錘米漿，米漿流入大黃鍋內，就成了米粉。我們武岡人喜歡長米粉，因此，米漿要勻細，捶打時用力要均勻持續(xù)。聽我二姐說，二姐夫小時候過年得到壓歲錢的第一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最大的愿望就是上街去吃一碗米粉，這是生命成長中的另外一種DNA。
我的父親畢業(yè)于西安航校，我的母親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她是那個時代的“白富美”，他們對知識的熱愛和追求超越了一切。
二姐夫15歲初中畢業(yè)，畢業(yè)于“都梁中學”，那是一所城鎮(zhèn)家庭學習特別差又要完成9年義務教育的掃盲學校，被我們稱之為“都來”，意思是什么學生都收，收的都是“渣滓生”。后來我知道，我們同時代的好多“都來”生都成了商業(yè)領域的中流砥柱。
所以，當我的二姐愛上“都來生”戴師傅的時候，不啻為我們家的一場“災難”。那年我二姐17歲，戴師傅20歲。記得戴師傅到我們家來“上門”（提親），憤怒的母親把他帶來的彩禮全都扔到了大街上。戴師傅穿著一條喇叭牛仔褲，屁股渾圓。他留著長發(fā)，蓄著小胡子，說話“陰陽怪調”，還聽說他抽煙，特別愛打牌。母親連吼了幾聲“流氓！流氓！滾滾滾！”她傷心之極。
“上門”就這樣草草收場了。我母親和二姐的“戰(zhàn)斗”卻愈演愈烈。青春的愛情之火沒有阻擋這對青年男女的堅定信念，二姐常常偷偷跑出去和戴師傅約會。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母親采用的方式十分粗暴，把二姐美麗的卷發(fā)剪得亂七八糟，把她出門的衣服剪成一條一條，撕扯得嘩嘩響。即便如此，二姐還是贏了，他們結婚了。簡單的婚禮中，沒有我們家的任何一個人，包括我們家的親戚。
我和我的弟弟小，因此我們比較“聽話”，我們被母親反復教導不要和“忤逆不孝”的二姐有任何往來。我放學時要從二姐家門口過，不管她怎么叫我，我一看到她就跑，決對不理她。
那些年我們就是那樣過的，兩個家庭之間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那對小年輕夫妻深深知道，母親非常地“看不起”他們。這種情況下，他們開始了自我改變。二姐夫剛開始去邵陽市的廚師學校學習，然后又去長沙進修，考取了邵陽地區(qū)的一級廚師證，據(jù)說，他是武岡市第一個有專業(yè)資質證書的廚師，由此可見，接受專業(yè)而系統(tǒng)地訓練是人成長的第一步。之后他們在最早的鬧市區(qū)三牌路開了“又一村酒樓”，名氣很大，生意做得很好。
他們創(chuàng)新性地適應市場需求，做“流動宴席”（紅白喜事上門服務，鍋碗瓢盆桌椅板凳一條龍）。這時候的戴師傅已經(jīng)遠近聞名，他因為說話嗓門很大，得了一個廣為傳播的綽號“叫雞公”。是“流動宴席”讓戴師傅的米粉有了特別廣泛的群眾基礎。宴席的最后一道小吃就是米粉，就是這碗繼滿桌的大魚大肉之后最不被人看上眼的小米粉，戴師傅幾十年堅持不偷工減料，不因繁就簡，湯聊、調料、米粉制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每一道工序規(guī)規(guī)矩矩做完”。慢慢慢慢的，越來越多的客人一直等在酒席上總是不散去，等的就是這碗米粉，只要是“叫雞公”掌勺，客人都留得住。我們那里的酒席通常是幾十上百桌，這樣的場面何其壯觀！
生意人大都樂善好施，每每有剩下的還沒上過桌的米粉，我的二姐就送給街坊鄰里，我們那里的“白喜事”酒席通常是在出殯前的頭天晚上就有一頓，酒席結束大都是在晚上十點之后，街坊鄰里都愿意等，要不干脆拿著碗去酒席現(xiàn)場等。幾乎可以這樣說，那個年代，吃的都是“叫雞公”掌勺的米粉，吃過他的米粉的人，不計其數(shù)。
戴師傅的成名，不是一朝一夕，他用一輩子的光陰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把一碗小小的米粉做復雜、做極致，做到無可取代。因為熱愛，因為執(zhí)著，因為堅守，因為給予，又或源于一段原本最不被接納的愛情故事。
我們家姐弟5個，如今留在父母身邊的，恰恰只有二姐一家。昔日的恩恩怨怨爭爭吵吵打打鬧鬧哭哭喊喊都在母親的皺紋與白發(fā)里漸漸消失。戴師傅有時候會特意做一碗米粉給我的父母，我想，或許，他的心情依然復雜？依然有那時的上下求索與愁腸百結，還有幾十年風風雨雨里的碗里人生、鍋里江山？我曾問過母親，也問過戴師傅，他們，都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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