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多家工廠間輾轉5年后，他在一個中秋夜失蹤，只在月餅盒中留下一張文言寫就的字條。幾個月里，他的故事挑起了中國媒體關于人生意義的大討論，但直到今天，他仍沒有回來

2008年9月14日失蹤時，他是廣東南海某家具廠的學徒。那天是中秋節(jié)，他在月餅盒內留下了一張字條：“終生役役而不見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不得，無以樹業(yè)，無以養(yǎng)親，不亦悲乎！人謂之不死，奚益！”

羅煉，1984年出生，湖南瀏陽沙市鎮(zhèn)人，2003年南下廣東。他失蹤時，宿舍里除暫住證不見外，包括身份證在內的其他物件都未帶走。

羅煉失蹤12天后，廠方貼出通知，稱他長時間曠工，工廠單方面解除合同。宿舍床位悄然易主，被褥、書籍被清理后不知所終。而他的家人，如今還在焦急地尋找一切可能的線索。

不太合群的學徒工

“我總有一種感覺，他不適合做這行。”28歲的鄧豐如是羅煉的師傅。去年3月，羅煉被三姐夫朱建鋒介紹到廠里，跟著鄧豐如做學徒，負責為家具上漆。

油漆工是個耗時間也要體力的工種。譬如為一個兩扇門的衣柜上漆，“噴少了色淺，噴多了太重，兩邊還要均勻”，流水線作業(yè)外，還要將家具搬來搬去。到家具廠前，三姐夫征求羅煉意見，說工作很苦很累，月工資只有五六百元，但羅煉接受了。

身高1米73的羅煉略顯單薄，“他剛來時很多東西搬不動，說過很累，后來就慢慢習慣了”，鄧豐如覺得這個徒弟有點怪，“比較內向，不愛說話，從來是問一句答一句，不問就什么都不說。我跟他年紀差不多，從來沒把他當徒弟看，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同住的工友也說不了解羅煉，“他從不肯主動和我們談話，有點清高”。有人覺得羅煉很幸運，在家具廠有七八個老鄉(xiāng)，但不善交往的羅煉卻顯得“不合群”，甚至有點孤僻。

羅雙歸算是和羅煉談得來的工友。工廠去年9月搬遷前，10人同住的宿舍里，羅煉分在靠門一張床的上鋪，羅雙歸住在對鋪，又是羅煉的“師兄”（跟同一 個師傅）。在羅雙歸的印象中，半年來羅煉只主動說過兩次話，一次是問出師后每個月能賺多少錢；另一次是說自己以前在一家房地產公司時，踩著單車跑業(yè)務，一 個月把車座墊都磨爛了。

《莊子》的世界

羅煉的“不合群”不僅是話少。

“他很愛干凈”。工友們說，每天上工時間久了，衣服前襟各種污漬顏色混雜，手指間也是駁雜的油漆，不少人懶得洗就直接去吃飯，“他不會，一下班就去換衣服洗澡”。

他們每天早上8點上班，晚上10點半左右下班后，是一天難得的放松時間。所謂放松，“一般只有聊天和打牌”，羅煉卻習慣邊泡腳邊看一本厚厚的《莊子》。

“他的書我們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同住的工友鄧彰合說，他曾翻過幾頁羅煉看的書，覺得太過深奧并不喜歡。他說，大家平日看的多是小說和雜志，工廠所在地較偏僻，能借到買到的書不多，“羅煉也找我借過書看，易中天的《品三國》，他看得比我還快”。

在三姐夫朱建鋒的家里，至今仍保留著許多羅煉的書，包括高爾基的《在人間》等。

羅雙歸說，閑聊、打麻將、斗地主的活動，羅煉大部分不參與，有時在一旁看也不做聲。剛搬到新廠時，廠里活計少，工人們常休息，羅煉也曾打牌，但僅有的幾次都非常謹慎，“手里的牌沒贏的希望，絕不拿底牌”。

他們也學著上網。綽號叫“黑牛”的工友說，一幫老鄉(xiāng)在QQ上互加好友，找MM聊天、在網上斗地主，羅煉有時也上網，但他的QQ半年沒上線，號碼也沒老鄉(xiāng)知道，“要么看電影，要么在網上看小說”。

夜里工友們聊天，常常會談到女人。工友開玩笑說“廠里沒女工，這里是‘和尚班’”時，羅煉從不插嘴，偶爾玩笑開到他頭上，“他會很認真，總說‘你們別再說我了’”。

鄧彰合說，工友們無聊時，常常用手機和網友聊天，羅煉則不然，“他手機里沒幾條短信，只存著3個姐姐的電話”。

盡管工友們覺得他怪，但“他至少有時還和我們一起玩”，老鄉(xiāng)兼工友羅雙歸這樣評價羅煉。在許多工友看來，羅煉有一幫老鄉(xiāng)工友，住得離工廠不遠的姐姐、姐夫隔三岔五地操心問候，不應如此落寞。

“沒人真正了解他”

羅煉的打工生涯輾轉流離。羅煉2002年高三未參加高考，輟學讀職中。2003年以來，他先后到過深圳、珠海、中山、佛山，進過電子廠、制衣廠、印刷廠、咖啡廳，做過保安、油漆工，還跑過太陽能和房地產生意。

羅煉有三個姐姐，大姐和二姐在湖南老家，三姐和三姐夫在佛山做生意。姐姐們說，她們都不了解這個最小的弟弟，只懷疑母親2006年的死對他打擊很大。羅煉失蹤后，宿舍中留下一本撕得僅剩一篇的日記，三個姐姐從這篇日記猜測，弟弟的失蹤可能與母親之死有關。

“他心很高”，二姐羅娟說，弟弟跑地產時甚至還寫過一份計劃，想象著幾年后自己開幾家分店，甚至未來自己的公司怎樣上市，“很理想化的一個人，但真正做起來很難”。

羅煉的母親死于2006年，“在老家煤氣中毒，到現在也不知道是意外還是自殺”，三姐羅蕊說，弟弟平日很少打電話回家。那段時間，卻幾乎每天給在老家的父親打電話，“只問吃飯了沒之類，一直打了半個多月，我知道他很孝順，是用這種方式來安慰父親”。大姐羅雅稱父親當時表示，老伴走了，自己為了兒子也要活下去。

“看了他留下的紙條，我曾想過他可能會想不開”，三姐夫朱建鋒說，周圍一帶幾乎找遍，但生不見人，死不見尸。“如果找不到他，我父親算是完了。”大姐羅雅很擔憂。

“（家里）沒人真正了解他”，羅娟說，或許是母親過世帶來的陰影，或許是家中獨子的心理壓力，或許是家人對其期望太大。三個姐姐心目中的弟弟已經長大成人，雖然還沒有結婚，也不知道是否談過戀愛，“我們從物質上可以幫到他，他的想法方面并沒怎么關心。有時也不敢說他，也不能說得太重”。

（摘自《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