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融危機在美國開始興風作浪的時候，很多中國人以為那是美國人或者歐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視野的中國人會提醒自己捂緊口袋，現金為王，以便度過接下來可能來臨的蕭條。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數以萬計的中國中小企業(yè)會紛紛倒閉；很少有人會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人，顯然不是那些在寫字樓中顧影自憐的白領，也不是國有企業(yè)里人浮于事的員工，而是那些背井離鄉(xiāng)到城里打工的農民。

是的，就是這些永遠在路上奔波、滿面塵灰的中國農民工，成為這場全球金融危機首當其沖的犧牲品。往年的春節(jié)，他們應該還在城市喧鬧的車間里揮汗如雨，應該還在計算年底能帶多少錢回家。但是2008年不一樣了，春節(jié)的爆竹聲還在遙遠的地方徘徊，可是農民工卻需要打點行裝，提前回家。

這當然是一個讓人難過的經濟畫面。為什么我們的農民工每年春節(jié)前要擠上火車回家過年、春節(jié)之后又擠上火車去城市里謀生？他們?yōu)槭裁床辉谝蛔鞘欣锒ň酉聛?？事實上這樣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勞頓，還可以節(jié)約成本。為什么被金融危機傷害的農民工不選擇在城市里另謀職業(yè)，只能逃離城市，去到農地去尋找繼續(xù)生存的可能性？事實上被金融危機傷害的，也有城里人，他們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個人的避風港，所以他們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農民工在城市里沒有家，所以他們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似乎把農民工的這種大面積的流動當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傳統(tǒng)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經濟學現象。由此，我們自以為是地認為農民工的流動，而不是遷移，是中國農民的某種市場選擇，甚至是理性選擇。盛來運先生顯然不認同這樣的判斷，他試圖用一種經濟學的分析，證明中國農民工的流動而不遷移，可能是一種制度性的歧視，是一政策層面的對城市化的抵制，而這樣的抵制，顯然是以犧牲農民工的自由權利為代價的。[1]

現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動還是遷移》[2]。盛先生顯然是個實話實說的人，開篇就道出了實情：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卻走了一條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不同的道路：優(yōu)先工業(yè)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一直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通過無償占有農業(yè)積累來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在人民公社制度、農產品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和世界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的配合下，農村勞動力被長期束縛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動，不能參與工業(yè)化進程，更不能分享工業(yè)化的成果，結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不斷得到強化，成為經濟發(fā)展的桎梏”。[3]

顯然，這種對農民的政策性歧視在橫跨60年的歷史時期內是一種常態(tài)，即使在改革開放近30年之后，這樣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緩解，并沒有得到制度性的糾正。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顯的事實，城鎮(zhèn)化水平明顯滯后于工業(yè)化率，違背了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業(yè)化率的基本規(guī)律。同時，我們看到中國的城市化率明顯低于同等發(fā)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出現了一個與一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完全相反的過程，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由此，中國農民工每年大面積的流動而不遷移，就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醒目的經濟學現象，同時也成為最為醒目的人口歧視現象。

放眼國際上多數國家，他們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和遷移的過程，基本上是統(tǒng)一的。農村勞動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動獲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樂業(yè)。他們的流動過程是：

外出——>留城。

這樣的人口流動遷移鏈中，間或可能發(fā)生勞動力回流的狀況，但并非是出于遷移的制度性障礙，而是一種基于個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泄┟窆は勻徊灰謊＠投ν獬雋?，不覛gㄔ誄鞘欣锪糲呂矗啻位亓鰨紛錘?，也很镍f竦貿鞘芯用竦納矸蕁Ｋ?，峨s詿蠖嗍┟窆ざ?，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蛻俨G頭課藎膊荒芩姹閫霞掖?，写夀\扌蔚幕蛘哂行蔚募纖拗屏伺┟窆さ拇匆底雜珊頹ㄒ譜雜傘３鞘兄皇撬槍ぷ韉某∷馱菥擁?，城市居靡d矸菔強賞豢杉吹?。他脡q牧鞫淌欽庋模?

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無疑問，這種簡單的生活軌跡和工作軌跡，正在被中國農民工年復一年地簡單重復，其間包含了多少令人沮喪的故事和心酸的感傷，也包含著多少無奈。我曾經做過一個簡單的統(tǒng)計，僅僅以每年流動的農民工人數來計算，如果參與到這種簡單流動的農民工為1億人，每年每個農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費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農民收入就是500億，而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資人群，正是這些遠道而來的農民工；我還針對農民工紛紛將他們辛苦積攢的工資郵寄回農村興建房屋的現象做過統(tǒng)計，假如一個農民工將3萬元郵寄回老家蓋房子，則這是一筆高達3萬億的投資，眾所周知，今天農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場所已經是城市，所以，他們在農村投資修建的房子，80%處在一種閑置狀態(tài)，既沒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為在政策看來，農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種典型的小產權房，不能進入流通領域，而一旦沒有流通，就意味這廣大的農村，沒有一個明顯的房地產市場。

這真是一種極大的浪費，而且是對農民工收入的一種政策性浪費。政府鎖住了城市的大門，同時也鎖住了農民在城市里投資消費的通道，逼迫農民工回到農村進行附加值和使用價值極其低廉的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由此，農民工的辛苦勞動價值再一次因為政策歧視而貶損，而城市的發(fā)展，城市整體的消費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掛在嘴邊的所謂拉動內需，再一次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為什么我們的政府要這么做？盛來運認為這可能是我們的政府過多地考慮了發(fā)展中國家出現的過度城市化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會治安的擁擠與混亂，還比如國外常見的貧民窟和棚戶區(qū)[4]。盛先生是真正的體制中人，國家統(tǒng)計局農村司副司長，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實情。但這種基于追求社會穩(wěn)定、規(guī)避政治風險的歧視性政策，真的會長久帶來社會穩(wěn)定，或者降低政治風險么？到今天為止，我們并沒有這方面的實證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種經驗判斷，是一種制度性的故步自封。事實上，任何一個政府也都承認，大量的農民工進城，首先帶來的，是經濟的發(fā)展，不僅是農村的發(fā)展，更是一座城市的發(fā)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政府似乎把農民當成了城市的一種負擔，他們希望農民在取得城市經濟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農村里安居樂業(yè)，并以這樣的方式來收獲社會穩(wěn)定。所以，當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涌進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出現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會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并沒有出臺加快農村勞動力遷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著名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上加以展開。

作為一個對人口遷移模型非常熟悉的學者，盛來運當然對新農村建設運動提出了自己謹慎的懷疑。他直接指出：

“相對于宏觀經濟而言，新農村建設是否是最經濟有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以農村基礎設施為重點的新農村建設，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這需要大批投資，且有的投資在農村人口轉移之后，是不必要的?！盵5]

盛先生的結論當然是在大量數據分析和學術模型基礎上演繹而來的，但在我看來，這更多的卻是基于一種事實的判斷。有農民在接受調查的時候如此說道，政府的確為我們辦了好事，而最大的好事，是允許我們農民到城市里打工。這是一個極有含金量的表述。今天中國農民工的主要收入顯然來自于他們在城市里的勞動，而不是田野里的耕作。認清這一民情，我相信盛先生對新農村建設運動謹慎的質疑，便具有了足夠的實證理由和難得的學術勇氣。

如此看，《流動還是遷移》就是一本厚重的書，所謂厚重，在于盛先生直面農民工問題制度設計；這是一本嚴謹的書，所謂嚴謹，在于有著絕對尊重常識、尊重經濟學規(guī)律的觀點；這還是一本豐富的書，所謂豐富，是它涵蓋了大量的文獻和數據，他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情緒化的呼喊，盛先生是站在世界人口遷移模型的基礎上，對中國農民工流動遷移問題進行了一次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深度發(fā)現和解析，中國農民工問題因此真正具有了理論架構。

盛先生的這種學術努力深具淵源。他長期在一線調查，擁有極好的數據系統(tǒng)，他還多次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糧農組織、美國農業(yè)部普查局和東西方中心學習、訪問和交流，這使得他能夠站在人口遷移理論的前沿陣地，而不會僅僅基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既定的政府政策說話。

我想起了另外一名卓越的農業(yè)經濟學家文貫中先生[6]，他長期的中國農業(yè)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盛先生的知音，或者說是導師。1980年代后期，文貫中在大量的考察和分析中終于認識到，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必須是農民人數的絕對下降，要消滅一個舊的農民階級，取代他們的是一個人數很少但質量提高的現代農民階級。[7]

和盛來運一樣，文貫中也認為，城市化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不二法門。我們要牢記，單單用價格保護、補貼，永遠解決不了農業(yè)問題，僅僅在農村投資幫助農民，帶來的是浪費，實際收益往往是事倍功半。

看來，無論是文貫中，還是盛來運，都把問題的實質指向了制度，尤其是那些不利于農民遷移、不利于農民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政策制度，比如戶口限制。這些陳舊的制度，即使從政府的本意來看，也是錯誤的。政府的本意是想幫助農民。尤其是中國，每年年初都會有一個全國農業(yè)工作會議，每年的第一號文件都與農民有關，但相關的政策規(guī)定卻又限制農民自由遷移，限制農民融入城市經濟，用一個明顯具有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將中國人分為不同的等級，將農民工似乎要永遠安置在風塵仆仆的路上，讓他們來回奔波，勞命傷財。

這是一種怎樣陳舊的制度設計？愿所有有常識、有良知的人們都來看看，對于那些養(yǎng)活了中國的農民工，我們有著怎樣的虧欠。讓我們好好看看他們，這些滿面塵灰的農民，和我們一樣有著無邊的夢想，有著聰明的智慧，他們同樣是上帝的創(chuàng)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些辛苦勞作的農民工，他們一樣擁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創(chuàng)造的權利，任何組織、任何個人都沒有任何理由來歧視他們，這既是一種生命的底線，也是一種經濟學的底線，一種市場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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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盛來運先生在這里陳列的遷移概念，接近于英文migration，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移民；而流動的概念，則接近于英文mobility，強調農民工人口流動的活動性、靈活性，而非移民性。

[2] 《流動還是遷移》，盛來運著作，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著作副標題為：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

[3] 《流動還是遷移》第5頁

[4] 《流動還是遷移》第191頁

[5] 《流動還是遷移》第207頁

[6] 文貫中，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主要學術興趣包括：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與大饑荒的關系、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

[7] 文貫中《飽經磨難后的思考》，出自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文貫中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