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昕：眾所周知，文學在中國一度是核心話題之一，一個作家往往同時是道德宣講者、時勢教育家、文化象征物。但近些年來似乎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讓作家回歸體制之外、江湖之野。對此你如何看待？

魏劍美：將作家“養(yǎng)”起來或者“供”起來是特殊年代的宣傳策略和統(tǒng)戰(zhàn)策略，是斗爭思維下的產(chǎn)物。它肯定不適應當今時代的發(fā)展，也妨礙著文學的發(fā)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還沒有圈養(yǎng)作家成功的經(jīng)驗。所有公認的偉大作品都是“野生”的。一些人要問，“這就奇怪了，莫非作家都是賤脾氣，有了穩(wěn)定的生活保障和政治待遇反而寫不出好作品了？”事實上這絲毫不奇怪，好的文學一定出于本性、超越利害，也就是說文學只有保持在愛好的層面、出于自由的靈魂才有它強烈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如果下筆之先滿腦子都是要響應什么迎合什么取悅什么，怎么可能有趣味和生機？

夏 昕：而身為作家的一些人（比如韓寒）也極力鼓吹應將文學與賽車、烹飪、駕駛、修理甚至美容美發(fā)等技藝等同起來。

魏劍美：盡管我并不認為作家有任何需要特別尊重之處，對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作家我歷來并無好感，但我也并不同意將文學等同于技藝、手藝，因為文學和任何其他的手藝或者藝術門類、科學技術都不同的地方是，它不僅傳承人類文明，更創(chuàng)造一種精神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它使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之外，還擁有內(nèi)在的一種生活可能。動物也有它們的藝術方式，比如舞蹈，比如鳴唱，比如裝飾，但它們卻不可能有文學。將文學貶低為技藝其實就是將有著高尚豐富精神生活的人類降格為動物。當然，肯定有人會說“動物怎么了？動物身上的很多美德我們還沒有呢？人類才是最自私最殘忍最無知最具破壞性的動物”，誠然，在一定語境下這樣來評價人類也未嘗沒有道理，但是我們要知道，發(fā)出這樣質(zhì)疑與批判聲音的恰恰是人類自己。就像有人評價的那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不犯錯誤，而是懂得不斷地改正錯誤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夏 昕：從王朔開始，“解構崇高”、“嘲笑神圣”就成為潮流之一，恰恰迎合了公眾對偽崇高、偽神圣的嫌惡拒棄心理。文學事業(yè)雖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作家個體似乎應該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追問。魯迅先生說“在解剖他人的同時更在無情地解剖我自己”，而現(xiàn)在不少體制內(nèi)作家似乎更樂意美好自我和時代，乃至于有某知名作家在海外演講時宣稱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魏劍美：雖然我高度肯定文學的人類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但從個體的意義來說，文學應該是精神的自慰，是一種自我釋放，也是感知自我的一種方式。不知道為什么，隨著年齡的增大和閱歷的增多，我越來越喜歡與自我對話，也越來越不在意物質(zhì)化的和功利化的評價標準，就精神生活而言，我們是很難區(qū)分高低貴賤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正當?shù)那疤嶂?，每個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幻想。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也許受到太多的限制，但幻想?yún)s是隨心所欲的，所以也有人說“文學就是白日夢”，“文學是對不完美現(xiàn)實的完美補充”。

夏 昕：從寫作這個層面上來說，雜文作家似乎有些另類，因為他們的“白日夢”并不局限于自身，往往還映照他人，呵呵。你自己曾經(jīng)是個很不錯的散文作者，發(fā)表過不少“美文”，但為什么選擇了沒有多少經(jīng)濟效益還常常惹事的雜文呢？
魏劍美：我寫作雜文，可以說是源于一種情感本能。我成長在一個極其閉塞、落后的小山村，從小就見慣了權勢者的威風。我常常痛苦地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秩序難道就建立在權勢和官位的劃分上？

可以說我一直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而雜文正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文體。我之讀懂魯迅也首先是讀懂他的不合時宜，魯迅的四處樹敵只因為他不愿茍且的、貫徹至底的獨立姿態(tài)，而在當時的中國，獨立也就是不識時務、不合時宜、不識抬舉。隨著閱歷的增多，我似乎能夠更深層次地理解魯迅了，我意識到他的冷眼背后其實是深深的悲憫。社會規(guī)則的扭曲、社會價值的錯位反映的其實是人性的扭曲，無論是飛揚跋扈的權勢者，還是委曲求全的卑微者，都在承擔著人性悲劇的角色。雜文作者更需要做的，也不僅僅是憤怒，更是探究理想的人性應該怎樣，以及維護人自身的尊嚴。

夏昕：當年魯迅曾經(jīng)冀望以文救國“改造國民性”，您寫作雜文是否也有同樣的考慮呢？

魏劍美：我從來不敢高估雜文的力量，更不敢相信它“呼號前行”的巨大作用。在許多人將它進行“主旋律”式演變和改造的今天，我寧愿相信真正的雜文是來自心靈深處的傷痛表白。憤怒出雜文，但雜文的目的卻不僅僅是為了表達憤怒。更多的時候，它源于愛、正義和真理難以觸摸時的深刻的傷痛。

夏 昕：你如何評價當今的雜文界？
魏劍美：我個人認為雜文最重要的文體特征一是它的戰(zhàn)斗精神，二是它的趣味表達。但是這兩者也是最容易被異化的，“戰(zhàn)斗精神”經(jīng)常被用來作為對異己的撻伐甚至是蠻不講理的指責和謾罵，“趣味表達”則被等同為膚淺的戲謔和調(diào)侃。這正是我對當代雜文和雜文標準的最大憂慮。
我們必須明確“戰(zhàn)斗精神”是為什么而戰(zhàn)斗，要捍衛(wèi)什么和鞭撻什么，雜文作者的主體精神姿態(tài)必須是明確而清醒的。時代演進到21世紀的今天，現(xiàn)代公民的權利與尊嚴、人的發(fā)展要求、社會的公平與進步這些應該是最基本的判斷前提，是雜文這種文體應有的題中之意，但遺憾的是，就是在這些基本問題面前，很多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行文機趣而又洞見本質(zhì)、批判有力的文字乃可稱為好的雜文，也許我們暫時沒有很多這樣的雜文和雜文家，但至少我們要知道這個標準，向往這個標準，靠近這個標準。
夏 昕：和其他文體不一樣的是，雜文寫得好的人在生活中不一定受歡迎，甚至可能多少還會惹出一些麻煩，你覺得是這樣嗎？
魏劍美：寫雜文得罪人是在所難免的，最起碼你就“有反骨”，“凝聚力不強”，“過于自我”。我的雜文集《醉與醒的邊緣》在學生中傳閱時就惹得某主管領導很不高興，因為他閣下主動對號入座了。但對于我來說，某個上級或某群上級從來就不是我要考慮取悅的對象。尤其是2005年7月不期而遇的一起車禍讓我無比真切地意識到，生命原來隨時可能戛然而止的！這讓我更加堅定了為自己而活著、為自己而寫作的信念，那種仰人鼻息、人云亦云的生活和寫作其實是對自己的踐踏。
在我看來，雜文首先是一種生活姿態(tài)，然后才是一種文體寫作。沒有硬朗的生活，決不可能有硬朗的寫作，“軟體動物”是無法讓文章獲得精神力量的。也正因此，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人在邊緣，心存另類”，對于“主流”的一切，我本能地回避著，因為我擔心的是“離權勢越近，便離自己越遠”。當然，“主流”也在刻意地拒絕著我。對我來說，“求仁得仁又何怨”！
夏 昕：現(xiàn)在的很多青年寫手經(jīng)常受到來自各方的指責，“淺薄”、“偏激”等評語不絕于耳。您是位年輕的雜文作家，怎樣看待這一現(xiàn)象？
魏劍美：我覺得青年寫手“淺薄”、“膚淺”、“偏激”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是非不分、價值觀念錯位。比如郭敬明的小說和李宇春的世界杯博客都鬧出“抄襲”風波，當事人對此卻輕描淡寫，郭對媒體說抄襲“對我來說從來不算什么”，其“粉絲”居然還說“抄得火也是本事”，這就嚴重違背了最起碼的道德準則。對于寫作者來說，抄襲應該是一種非常嚴重的道德行為，也是一種違法行為。當事人毫無廉恥，“粉絲”們更是振振有辭，這種人作為社會上的“成功典范”，肯定會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帶來極大威脅。
需要警惕的一個現(xiàn)象是，很多年輕寫手本身并沒有什么生活積淀，也沒有強大而進步的價值理念，只好用橫蠻無理的紅衛(wèi)兵式語言和粗俗不堪的流氓腔調(diào)來迎合欠缺判斷力的低幼讀者。像某“80后作家”（一個多么奇怪的稱謂?。┲S喻“就像小姐已經(jīng)成為妓女的代名詞一樣，老師已經(jīng)成為畜生的代名詞”。以個別老師的不道德行為來羞辱全體老師，就像以個別父母的不道德行為來羞辱天下父母一樣，都是愚蠢的，并且導致極為惡劣的傾向。
我認為寫作姿態(tài)上的另類是可以寬容的，也是應該寬容的，不管“淺薄”也好，“偏激”也罷，只要人家沒有使用行政力量強迫別人閱讀，它的流行和走紅就必然有自身的理由，只是這理由我們暫時沒有看明白而已。
夏 昕：你的博客“思想的裸奔”在中華雜文網(wǎng)和新浪網(wǎng)都備受關注，你如何看待網(wǎng)絡空間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影響？
魏劍美：網(wǎng)絡使得作者和讀者的雙向交流變得異常直接而迅速，也因此對作者的心理素質(zh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之所以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因為挑剔的讀者早就失去了對于作者的所謂敬畏，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提出自己的疑問甚至嚴厲的批評，作者寫作的成就感因此大打折扣。于是一些人來火了干脆宣布是“私人空間”，甚至不許他人評點了。我注意到某“文化大師”在面對網(wǎng)友的討伐時干脆關閉了所有的評論、留言渠道，這當然無可厚非，只是與此同時他閣下卻大量轉引那些吹捧他的帖子，這就不能不讓人啞然失笑了。我記得他重點轉引的一個帖子稱：別人對您的每一次圍攻不但沒有損毀到您，反而讓您的形象更為高大而完美了！
當然，網(wǎng)絡寫作也有它的一些弊端，主要表現(xiàn)為秩序的混亂，一是作者的版權很難得到保護，二是謾罵者層出不窮。盡管如此，我還是支持更為自由開明也更為民主的網(wǎng)絡模式，因為我相信即便是最無序的網(wǎng)絡江湖，也比鐵板一塊的禁錮要好，這個代價的付出是值得的。正如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馬斯·杰弗遜所說：“在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和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之間，我寧愿選擇后者”。
夏 昕：現(xiàn)在“反腐雜文”和“官場小說”都是出版界非常熱門的話題，而你的接連兩部長篇小說《步步為局》、《步步為局2：副市長》也是寫官場斗爭的，其中運用了大量的雜文筆法，一出版就引起了轟動，請就此談談您的見解。
魏劍美：我認為作家最重要的職責一是忠實記錄時代，替時艱和民瘼承擔人道責任和情感痛苦，二是通過精神的創(chuàng)造活動豐富人的心靈，引領和提升人類的文明品位。

坦率地說，我對于當前很多所謂的“反腐”雜文和“反腐”小說都是失望的，尤其是一些“官場小說”、“機關小說”，只熱衷于塑造簡單的二元對立的官場斗爭模式，表面上看作者刻畫某些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滿足了民眾對于腐敗、社會道德淪喪等問題的痛恨心理，但作者自身卻并沒有更高的認識水準與更為進步的思想資源，他們刻畫負面的人與事只是為了襯托正面的人與事，是為了替某些權力體系辯護，其最終的解決途徑還是明君清官模式。

某些“反腐小說”、“反腐電視劇”中的重要人物出場時，一舉手一投足，差不多和樣板戲中的主角有得一比。很難不使人要做進一步的追問：難道我們面對的“官場迷局”其解決之道竟然就是官場規(guī)律本身？在作家自身都無法擺脫“救世主情結”的情況下，其作品又有多少匡扶正氣、引領文明理念進步的意義？

不少號稱刻畫“官場生態(tài)”的小說，始終都不敢面對真實人性的復雜一面，筆下人物的所謂“思想斗爭”看上去復雜，其實都還是扁平人物的模式，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表現(xiàn)手法。最可怕的是，作為文學的官場小說，已經(jīng)越來越趨向于新聞中“模范人物”的發(fā)掘模式，從組織部、紀委、公安局、法院、接待處、駐京辦、信訪辦等各個神秘部門和秘書長、派出所長、領導司機、國企老總等各個位置上去打造“形象代表”。

作為以反映時代、表現(xiàn)生活為己任的作家，在時代的陣痛和現(xiàn)實的矛盾面前閉上眼睛固然可恥，但如果一味睜著一雙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眼睛，則不僅無恥，更是貽害！這樣的“反腐小說”可以休矣！這樣的“反腐雜文”也可以休矣！

（載《文學界》雜志2010年10月上半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