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犬馬”之喻看古代君臣關系

作者： 孫家洲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點。許多深奧的道理，往往可以通過一個淺顯的例證，便給以深刻的揭示、準確的表達。以“犬馬”喻古代的君臣關系，就是這樣的例證之一。

以君主為趕車的馭手，而以群臣為馳驅效力的馬匹，這是自先秦以來慣用的一種比喻。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賢行為比喻為“千金買馬”，典型 材料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賢之問（見《戰(zhàn)國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而漢武帝的求賢詔則把卓絕超群的人才比喻為不愿接受羈縻的駿馬，“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漢書·武帝紀》）惡用其喻者，則教唆統(tǒng)治者鞭笞天下。如韓非說，“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韓非子·難勢》）。韓非還有一段御馬之道的妙論：“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實，因而自先秦以來也常用來比喻臣之事君。只是功臣如果與犬相連，就難免帶有一種特定的悲劇色彩。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踐復仇稱霸之后，范蠡選擇了離國而去，在致文種書中就有“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之說。而文種由于留戀權勢，最終受誅，成為兔死狗烹的第一個典型。漢高祖劉邦則把“功狗”的比喻運用到極致。其一，在開國之初，論功行賞，劉邦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滿，但劉邦借題發(fā)揮說：在打獵時，追殺獸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給獵狗發(fā)出指令告知獸兔藏身之處的則是人。“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fā)蹤指示，功人也。”此論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記·蕭相國世家》）。劉邦的“功狗”之論，雖然極為不雅，但鎮(zhèn)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軍功新貴。其二，誅殺韓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響力大增。在楚漢之爭方殷之時，蒯通勸說手握重兵的韓信及早獨立，以免將來為劉邦所算計，他引用文種、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訓，提醒韓信防范“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的悲劇重演。韓信終究不忍心背漢，數(shù)年之后，卻被劉邦以詐謀擒獲。韓信當即感嘆：“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自秦漢以下，大臣們在皇帝面前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以“犬馬”自稱的習慣。漢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為淮陽太守。汲黯不愿意離開朝廷，因而一再婉辭。他說：“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愿也。”（《漢書·汲黯傳》）此處的“狗馬之心”，并非責罵之辭，也不帶有絲毫的貶義，而是指近距離報效皇帝的一腔忠誠之念。西漢名將趙充國籌策邊事，要自稱“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漢書·趙充國傳》）。南朝陳國的大臣章昭達為了表明忠君之心，就干脆說：“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jié)”（《陳書·章昭達傳》）。如果有臣子背叛君主，就會被指責為“不如犬馬”。比如，東魏政權的實際開創(chuàng)者高歡，在擊敗強敵爾朱仲遠入據(jù)洛陽之后，得知爾朱仲遠的部下大將橋寧、張子期前來歸降，雖然正值用人之際，高歡依然嚴責橋寧等人：“犬馬尚識恩養(yǎng)，汝今犬馬之不如！”隨即將他們斬首（《魏書·斛斯椿傳》）。

在唐代出現(xiàn)了兩個涉及君臣關系的“馬論”，都令人充滿恐懼之感。其一，武則天為了折服敢于直言的大臣吉頊，別有用心地講述了她早年侍奉太宗的一件逸事。“太宗有馬名師子（即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武則天所說的馴馬術，其實就是她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駕御群臣的鐵血手段。因此她喝問吉頊：“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嚇得吉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其二，中唐權相李林甫巧借“立仗馬”的比喻，警告負有諫諍之責的諫官不得批評朝政缺失：“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后雖欲不鳴，得乎？”因此導致“諫爭路絕”的局面。

在專制制度的淫威面前，自甘以犬馬自居的大臣確實代不乏人，甚至為了當穩(wěn)犬馬而百般奔忙，但也有人希望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對君主以犬馬待臣下的態(tài)度明確表示抗議。戰(zhàn)國時代的思想家孟子對齊宣王論君臣之間的對等呼應關系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段名言的要義是告誡君主，他們對臣下的態(tài)度，將直接決定臣下對他們的態(tài)度，不尊重臣下勢必造成災難性后果。漢文帝時期的政論家賈誼，談到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著名刺客豫讓的行事閱歷：豫讓原本事奉中行氏，等到智伯攻滅中行氏，他未曾猶豫就改奉智伯為君主?？墒呛髞碲w氏滅智伯，豫讓卻一再為智伯復仇，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有人追問豫讓為何對先后兩位主子的態(tài)度反差如此之大時，豫讓回答：“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誼就此評論說,同一個豫讓，先是“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后來“抗節(jié)致忠，行出虖列士”，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待人的態(tài)度不同而使然。賈誼又借題發(fā)揮，“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果大臣們不以“人”的倫理約束自己，還有什么犯上作亂的事情不能做呢？所以，賈誼勸告皇帝要禮遇大臣，否則就無法得到他們的真心擁戴。孟子、賈誼之論，雖鳳毛麟角，但彌足珍貴。

專制的原則就是使人不成其為人。“犬馬”之喻，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這一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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