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的"革命論"說出了真相，輸了底牌

         文/十七進制

     總體來說，一直對“公民韓寒”保持敬意，包括這次韓寒“用整個篇幅來回答關(guān)于革命兩字的看法”，作為一位擁有如此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如此真誠坦率回答這樣的問題實屬不易。有很多人在轉(zhuǎn)貼的過程中擔心此貼的命運，這種擔憂純屬多余，韓寒此文核心就是“中國現(xiàn)階段不適合革命，各位先提升個人素養(yǎng)”，觀點并不新穎，內(nèi)容為維穩(wěn)服務 。
       韓寒此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對國民性思考，甚至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粉絲充滿懷疑（部分韓粉在精神上其實是反韓寒的，就像部分南粉其實是反《南方都市報》一樣），聯(lián)想到韓寒曾經(jīng)說過“其實人民是最愚蠢的”這句話，足見韓寒雖然一直是公認的“意見領(lǐng)袖”，但一直對“民意”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謹慎，這種清醒的反思精神值得贊賞。理性人士對“革命”一詞更有著天然的畏懼，對于中國歷史的熟知，許多知識分子擔心在追求“民主權(quán)利”時反而把“生存權(quán)”搞丟了。國外的這種反思也很明顯，以1789年爆發(fā)的法國大革命為例，柏克基本對法國大革命持否定態(tài)度，托克維爾出指出革命不是必然需要的，通過改良同樣也能取得效果……韓寒的“革命論”與這些思考有某種相似處。
       但說到改良，又談何容易。心存良知的人都希望社會在改良中進步，但目之所及幾無可能，所以才有理性人士發(fā)出“revolution”呼聲，當然我們?nèi)匀槐仨毾嘈?，在?nèi)心深處，并非沒有想到后果的慘烈以及最終誰來收獲利益果實，所以，目的仍然是改良，但如果還沒開始就像韓寒這樣反對，那改良只怕更不可能。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對于改革派而言，利用王朝最害怕的結(jié)果提出某些口號，只是對日益腐敗的公權(quán)力保持壓力，這是一張最后的底牌。最害怕社會動蕩的不是那些權(quán)柄在握的公權(quán)力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jīng)準備好了退路，即使心存畏懼，關(guān)心也只是個人與家族的私利，而對于具有改革意志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擔憂的不僅僅是個人生死，還有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如果真的是暴力橫行，他們沒有退路。韓寒作為一個個體的80后而言，他害怕歷史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輪回，從民族性方面說出了真相，完全是一種清醒的認知。但暴露了改革派的真正擔憂與最后底牌。韓寒作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公知”，應該做的是：胸懷革命的勇氣，做著改良的事情。對韓寒的“革命論”最可怕的理解不是民間的爭論，而是來自于公權(quán)力對這篇文章的認知：“不敢革命”是改革者的底線，最害怕革命的不是謀私利的我們，而是那些天天喊著要“民主與自由”的“刁民”，如果真的是那樣，那他們就會更肆無忌憚的展示自己的肌肉。
        韓寒與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百姓，只相信歷史與經(jīng)驗，總擔心最后勝利者仍然是一些吸血鬼，擔心倉促讓人民分享公共權(quán)力異常危險……是否真的是這樣？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思考，難道中國就只能產(chǎn)生“太平天國”式的起義就沒有哈維爾發(fā)動的“天鵝絨革命”？難道當年的“立憲派”在中國就沒有成功的可能？托克維爾在《論革命》一書中談到：這里面沒有歷史的必然，有的只是革命領(lǐng)導者的政治智慧，“共和國的降臨不是基于‘歷史的必然性’，也不是基于有機體的進化，而是基于一種深思熟慮之舉”。既然沒有歷史存在如此多的偶然，那么誰說revolution就一定沒有走向改良的可能？不管這種幾率有多大，這種“非理性”的說法一定要永遠存在：中國既然革命了N個輪回，再來一次又有何妨。
       當“國進民退”成為時代大勢，那改良只能淪為“空洞說教”；當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領(lǐng)域時，腐敗只會益發(fā)猖獗。理想的解決之途在于公共領(lǐng)域的敞開與透亮，在于官員財產(chǎn)申報這些細節(jié)不斷完善。韓寒的說法從方面也是對的，“關(guān)掉遠光燈”這樣的人文關(guān)懷是中國目前最需要的，一個沒有個人溫情的時代又會派出什么樣的民主？但問題是一個惡的環(huán)境如何讓這些人做到“愛鄰及于愛己，愛國基于愛己”，這惡化的趨勢又如何變更呢？韓寒說出了個人的真心話，卻讓處于同一陣線的改革者失去了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