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川橋，俗稱石羊橋，在武岡市頭堂石羊渡。橋跨資水，為七拱六墩的半圓拱拱聯(lián)石橋，長八十多米，寬近六米，氣勢宏偉。有關此橋的最早文字記載，為收錄于《武岡州志》許應隆撰的《濟川橋記》。

許應隆在記中說，他以轉運使的身份攝武岡軍，武岡進士李友直向他報備建橋事宜，他表示支持并要表彰李。表彰典禮過后，他從旁邊經(jīng)過，發(fā)現(xiàn)橋柱已立起來了，李友直親在現(xiàn)場督工，不辭辛苦。第二年，橋竣工，李友直來信向他求記。他贊佩李友直的胸襟為人和實干精神，欣然為記。因李友直的父親李世楫字濟川，便把這座橋命名為濟川橋。

如此看來，此橋創(chuàng)建者為武岡進士李友直。雍正《湖廣通志》之“關隘·津梁附”亦載：“武岡州：濟川橋，在東石羊渡，宋武岡進士李友直建。”建橋時間則是在李友直中進士之后。而李友直中進士時間，據(jù)光緒《武岡州志》和嘉慶《湖南通志》，均載為“淳祐元年辛丑（1241）徐儼夫榜”，那么，此橋建成的時間不會早于1242年。

因而，許應隆以轉運使的身份攝武岡軍事的時間，是在李友直建濟川橋前后，反之亦然。換言之，這兩個時間是一致的。但奇怪的是，康熙、嘉慶和光緒三版州志的“職官表”均載許應隆為孝宗朝“淳熙中任”，而孝宗朝淳熙年為1174-1189，淳熙中則是1180年前后，比李友直中進士的時間早六十余年。顯然，這要么是李友直進士及第的時間記載有誤，要么是州志“職官表”載許應隆任期年份有誤，兩者至少必居其一。

李友直的及第時間，州志和通志記載一致，且明確到年分榜次，所記當無誤。而許應隆，嘉慶州志載其“里居佚”，籍貫不詳，且其人與事跡不見其它史志有別的記載，因而無從對照加以印證。

有人以為許應隆或即福州閩縣之許應龍。許應龍為南宋名臣，《宋史》有傳，嘉定元年（1208）登進士第。據(jù)《宋史·許應龍傳》與宋沈說《庸齋集》之《許樞密（應龍）神道碑》記載，許應龍死于“淳祐戊申（1248）”，“享年八十一”。由此可知，他出生于乾道三年（1168），“淳熙中”時不過十二三歲，又怎么可能為官知武岡軍呢？而若以李友直中進士后建濟川橋的時間（1241年后）為是，則此時的許應龍年已逾古稀，同樣不可能在武岡為官。而且，據(jù)史志載許應龍之“宦跡”，他進士及第后，“教授臨汀……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兼禮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簽書樞密院事，積階至中大夫致仕”，除“教授臨汀”外，后一直在京中，而很少地方為官經(jīng)歷，更未有在湖南武岡為官記錄。因此，此許應龍必非州志上之許應隆。

州志又載有許應隆撰寫的《司理廳題名記》，記云，他以轉運使的身份攝武岡軍事，推官黃子椿請他為司理廳寫記，他一直推辭，黃極力勸說“謝公公旦在桓臺時，嘗手書南軒《長沙司理院記》，俾以為為法”云云，他才答應下來。

黃子椿言中的“南軒”即“南軒先生”張栻，南宋著名理學家。乾道二年（1166）張栻主持城南書院和岳麓書院，第二年任湖南提刑，《長沙司理院記》即作于此間。

黃子椿言中的謝公旦，為江西崇仁人，嘉定七年（1214）甲戌袁甫榜進士，曾官監(jiān)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淳祐中”出任福建運判、浙江巡按，為理宗近臣。謝公旦曾為吉州司理參軍，“手書南軒《長沙司理院記》”當是此間事。

許應隆在記里又道：“君（黃子椿）之治獄豈非受之謝公而源流于南軒者乎？”

綜上可推知，張栻、謝公旦均為黃子椿的前輩；而謝公旦與黃子椿生活年代更近，黃資歷較謝淺，年齡稍小。因此，黃子椿為武岡推官時間當在“淳祐中（1246-1252）”后。而這也正與明隆慶《寶慶府志》的記載吻合：“黃子椿、熊震龍、鄭源之，俱在寶祐中武岡軍司理參軍?！辈贿^，隆慶府志同樣誤許應隆攝武岡軍時間為“淳熙中”。

寶祐年為1253-1258，寶祐中則是1254年左右。這與李友直淳祐元年（1241）中進士后修濟川橋的時間段相符，而這正是濟川橋的創(chuàng)建時間，也正是許應隆以轉運使攝武岡軍事的時間。故而，各版《武岡州志》載許應隆為“淳熙中任”的說法是錯誤的。

                                                                            原發(fā)于《邵陽日報》2022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