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探源：楹聯(lián)者，對仗之文學也。這種語言文字的平行對稱，與哲學中所謂“太極生兩儀”，即把世界萬事萬物分為相互對稱的陰陽兩半，在思維本質(zhì)上極為相通。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楹聯(lián)的哲學淵源及深層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陰陽二元觀念。 陰陽二元論，是古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以陰陽二元觀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國人思維方法。這種陰陽二元的思想觀念淵源甚遠，《易經(jīng)》中的卦象符號，即由陰陽兩爻組成，《易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則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合而變化起。”（《荀子•禮論》）《黃老帛書》則稱：“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陰有陽。”這種陰陽觀念，不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且廣泛地浸潤到古代中國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的認識和解釋中。《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禮儀有所措。”《易傳》中，分別以各種具體事物象征陰陽二爻。陰代表坤、地、女、婦、子、臣、腹、下、北、風、水、澤、花、黑白、柔順等；與此相對應，陽則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黃、剛健等。這種無所不在的陰陽觀念，深入到了漢民族的潛意識之中，從而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陰陽觀念表現(xiàn)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對以“兩”、“對”的形式特征出現(xiàn)的事物的執(zhí)著和迷戀。“物生在兩……，體有左右，各有妃藕。”（《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個包兩個。”（《朱子語類》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于義為對。對待之文，自太極出兩儀后，無事無物不然；日用、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尊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 （葉燮：《原詩》外篇）這種根源于陰陽二元論世界觀偏愛成雙結(jié)對的民族心理，是對偶句式得以產(chǎn)生并流行的深層原因之一。前人的許多論述，也注意到了這種聯(lián)系?！段男牡颀?bull;麗辭》： 造物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體植必兩，辭動有配。……
  語言尋根：一副標準的楹聯(lián)，它最本質(zhì)的特征是“對仗”。當它用口頭表達時，是語言對仗，當它寫出來時，是文字對仗。語言對仗的含義是什么呢？通常我們提到要求字數(shù)相等、詞性相對、平仄相拗、句法相同這四項，四項中最關鍵的是字數(shù)相等和平仄相拗，這里的字數(shù)相等，不同于英語的“單詞數(shù)”相等，其實質(zhì)上是“音節(jié)”相等。即一個音節(jié)對應一個音節(jié)。在英語中，單詞“car”與“jeep”在數(shù)量上是相等的，但音節(jié)不相等。而漢語“kǎchē”與“jīpǔ”，數(shù)量相等又音節(jié)相等。漢語之所以能實現(xiàn)“音節(jié)”相等，是因為漢語是以單音節(jié)為基本單位的語言。音節(jié)、語素、文字三位一體。漢語每個音節(jié)獨立性強，都有確定的長度和音調(diào)，音調(diào)古有平、上、去、入四聲，今有陽平、陰平、上聲、去聲四聲，皆分平仄兩大類。平對仄即謂相拗。這樣，漢語的語素與語素之間（即字與字之間）就能建立起字數(shù)相等、平仄相諧的對仗關系。而英語中，即使事物的名稱、概念能夠相對，單詞的數(shù)量和詞性能夠相對，兩個句子的句式能夠相對，但其音節(jié)長短不一，獨立性弱，可自由拼讀，又無聲調(diào)，故無法相對。 楹聯(lián)大多數(shù)是寫成文字，并且很多時候還要書寫、懸掛或鐫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聯(lián)對仗的第二層即是所謂文字相對。文字相對意味著楹聯(lián)不僅是語言藝術，又是裝飾藝術。作為裝飾藝術的一副楹聯(lián)，要求整齊對稱，給人一種和諧對稱之美。漢字又恰好具備實現(xiàn)整齊對稱的條件，它是以個體方塊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齊齊，在書寫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間位置。它具有可讀性，又具可視性。其方塊構(gòu)形，既有美學的原則，又包含著力學的要求。它無論是橫寫與豎排，都能顯得疏密有致，整齊美觀。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個單詞長短不一，只表音，不表義，更無可視性，只能橫排，不能豎排，無法從形體上實現(xiàn)真正的對稱。 下面試舉兩個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對偶句進行比較，以進一步說明為何只有漢語才有真正的對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則不能。
  英文：(莎士比亞名言，按楹聯(lián)形式排列)
  中文：
  構(gòu)佳思；
  寫妙句。
  英文“上、下聯(lián)”單詞數(shù)相等、詞性相同、句式也相同，但音節(jié)不相等。讀起來，因其無聲調(diào)，上下聯(lián)都是一個聲音面貌，沒有平仄相間帶來的抑揚頓挫。至于書寫上，“下聯(lián)”比“上聯(lián)”少了兩個字母的位置，故全不對稱。讀者或許會想，能不能找出和寫出一個英文對偶句，在單詞數(shù)相等、詞性相同、句式相同的基礎上音節(jié)也相等，書寫空間（字母數(shù)相等）也相等呢？不能說絕對不能，但因英文的音節(jié)、文字、語素不是三位一體的，實際操作起來只能是顧此失彼，即使莎翁這個對偶句，在英語中都是極其罕見的。而中文的“構(gòu)佳思；寫妙句”情況就不同了。你看，字數(shù)相等，詞性相同，句式相對，音節(jié)相等，平仄基本相諧，書寫起來則完全整齊對稱。因此，英文“think good thoughts; write good word.”不是楹聯(lián)，而中文“構(gòu)佳思；寫妙句。”則可稱為楹聯(lián)。
  對仗之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楹聯(lián)系從古代詩文辭賦中的對偶句逐漸演化、發(fā)展而來。這個發(fā)展過程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對偶階段，時間跨度為先秦、兩漢至南北朝。 在我國古詩文中，很早就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整齊的對偶句。流傳至今的幾篇上古歌謠已見其濫殤。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類。至先秦兩漢，對偶句更是屢見不鮮。 《易經(jīng)》卦爻辭中已有一些對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視，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傳》中對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見，如：“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辭下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乾•文言傳）
  成書于春秋時期的《詩經(jīng)》，其對偶句式已十分豐富。劉麟生在《中國駢文史》中說：“古今作對之法，《詩經(jīng)》中殆無不畢具”。他例舉了正名對、同類對、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韻對等各種對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鄭風•子衿》）、“山有扶蘇，隰有荷花。”（《鄭風•山有扶蘇》）《道德經(jīng)》其中對偶句亦多。劉麟生曾說：“《道德經(jīng)》中裁對之法已經(jīng)變化多端，有連環(huán)對者，有參差對者，有分字作對者。有復其字作對者。有反正作對者。”（《中國駢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八十一章)、“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諸子散文中的對偶句。如：“滿招損，謙受益。”（《尚書•武成》）、“乘肥馬，衣輕裘。”《論語•雍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等等。 辭賦興起于漢代，是一種講究文采和韻律的新興文學樣式。對偶這種具有整齊美、對比美、音樂美的修辭手法，開始普遍而自覺地運用于賦的創(chuàng)作中。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有：“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
  五言詩產(chǎn)生于漢代，至魏晉達到頂峰。其中對偶句亦較多運用。漢樂府中對偶句更趨工整，儼如后代律詩中的聯(lián)句。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長歌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zhàn)死，壯士十年歸。”（《木蘭辭》） 在上述各種文體中，對偶句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它僅作為一種修辭手法來運用，并非文體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數(shù)多從三字到七字之間；三是對仗很寬松，字數(shù)、詞性、句式大體能相對，但缺乏平仄的對仗。這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意義的排偶較早起，聲音的對仗是從它推演出來的。”（《朱光潛美學文集》第十二章）
  第二階段是駢偶階段。駢體文起源于東漢的辭賦，興于魏晉，盛于南北朝。駢體文從其名稱即可知，它是崇尚對偶，多由對偶句組成的文體。這種對偶句連續(xù)運用，又稱排偶或駢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評價駢體文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閣序》一段為例：
  時維九月，序?qū)偃铩Ａ仕M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回；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區(qū)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全都是用對偶句組織，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更是千古對偶名句。這種對偶句（即駢偶）是古代詩文辭賦中對偶句的進一步發(fā)展，它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對偶不再是純作為修辭手法，已經(jīng)變成文體的主要格律要求。駢體文有三個特征，即四六句式、駢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對偶字數(shù)有一定規(guī)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變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對偶，六字對偶，八字對偶，十字對偶，十二字對偶。三是對仗已相當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聲律對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階段是律偶階段。律偶，格律詩中的對偶句。這種詩體又稱近體詩，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則始于魏晉。曹魏時，李登作《聲類》十卷，呂靜作《韻集》五卷，分出清、濁音和宮、商、角、徵、羽諸聲。另外，孫炎作《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創(chuàng)始人。但魏晉之際，只以宮、商之類分韻，還沒有四聲之名。南北朝時，由于受佛經(jīng)“轉(zhuǎn)讀”的啟發(fā)和影響，創(chuàng)立了四聲之說，撰作聲譜，借轉(zhuǎn)讀佛經(jīng)聲調(diào)，應用于中國詩文，遂成平、上、去、入四聲。其間，周颙作《四聲切韻》，沈約作《四聲譜》，創(chuàng)“四聲”“八病”之說，并根據(jù)詩歌要求有節(jié)奏感和音樂美的特點，經(jīng)過創(chuàng)作實踐的摸索，總結(jié)出詩歌必須“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nèi)，角徵不同”的原則。于是，詩文的韻律日益嚴格。對偶句的格律由駢偶發(fā)展成為律偶。 在沈約、謝眺的“永明體”詩中已有比較工整的律偶。如：“云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謝眺《新亭諸別范零陵云》） 如；“艾葉彌南浦，荷花繞北樓。”（沈約《休沐寄懷》）等。從齊梁“四聲”、“八病”說盛行之后，再把四聲二元化，分為平（平聲）、仄（上、去、入聲）兩大類，既有了平仄的概念，又逐步總結(jié)出每句詩的平仄應有變化，每句詩與每句詩之間的平仄也應有變化的“調(diào)平仄術”和聯(lián)結(jié)律詩的“粘法”；同時，又發(fā)現(xiàn)每句詩用五、七字比用四、六字更富有音樂美，節(jié)奏也更加有變化；在一首詩中，駢偶句與散體句并用，又能顯示出語言的錯綜美。就這樣，從齊梁時略帶格律的“新體詩”，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到了唐代，律詩達到了嚴格精密的階段，成為唐詩的主要形式之一。一般的五、七言律詩，都是八句成章，中間二聯(lián)，習稱頷聯(lián)和頸聯(lián)，必須對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對。這就是標準的律偶。舉杜甫《登高》即可見一斑：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首詩的頜聯(lián)和頸聯(lián)，“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對仗極為工穩(wěn)。遠勝過駢體文中的駢偶句。除五、七言律詩外，唐詩中還有三韻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間各聯(lián)也都對仗。
  律偶也有三個特征：一是對仗作為文體的一種格律要求運用；二是字數(shù)由駢偶句喜用偶數(shù)向奇數(shù)轉(zhuǎn)化，最后定格為五、七言；三是對仗精確而工穩(wěn)，聲律對仗已成熟。
  綜上所述，漢文學的對偶句式歷經(jīng)了至少兩三千年，經(jīng)由排偶、駢偶、律偶三個階段，“對稱原則由意義推廣到聲音方面”（《朱光潛美學文集》第十二章），到盛唐已發(fā)展至盡善盡美。唐代詩人的對仗技巧已爐火燉青。如果把楹聯(lián)比喻成孕育在詩文母體中的胎兒，那么此時的胎兒已是完全發(fā)育成熟，即將呱呱墜地了。




    以是在百度是找到的，可以看出中國古老的歷史文化對聯(lián)深奧，前些日子有美女用對聯(lián)！出題征婚翻起風波！最近見大家流行的搞起了打油詩！我想提個建議不如大家來對一下對聯(liá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