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民辦、代課教師的時候，真的是“不知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獻人民”。黨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忠誠黨的教育事業(yè)。走“五七”道路帶領學生邊學習邊搞校辦農(nóng)場生產(chǎn)的時候，我就似乎成了一個生產(chǎn)隊長；帶領學生下鄉(xiāng)搞宣傳的時候，可以說是雷厲風行、櫛風沐雨、風餐露宿，我又似乎成了一個業(yè)余劇團的導演；搞教育教學的時候，真的可以說是默默耕耘。我的教學效果也比較好，深受學生和家長的好評，在社會上也有了點點名氣。從來不拍馬溜鬚、投機鉆營的我，竟也還能夠巧遇伯樂，憑著自己的真誠待人，憑著自己較強的實力和扎實的功底，憑著自己較強的事業(yè)心和認真負責的工作態(tài)度，我還是能夠從教初中很快地提升到教高中，從農(nóng)村中學教到城郊中學，再又從城郊中學教到縣城里的一中。可以說，我是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艱難地扎實地朝前行走。畢竟“天地有正氣”，天地之間有桿秤！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功夫不負苦心人嘛！

那個年代，到了二十三四歲還不結婚就算晚婚了。隨著年齡的增大，父母親總是嘀嘀咕咕地催促我該找對象成家了，當然，他們只是催促而不干預包辦我的婚姻。1972年初秋的一天，在父母親的再三“嘀咕”催促下，一半自己作主、一半媒妁之言，我與父親的同事劉中柱先生之女、我初中同屆同學劉國清之妹劉正洪訂婚。那天，她在她的三位兄嫂陪同下，跟我在武岡城里的國營照相館照了一張我題為“走上新生活”的照片，我招待了陪同去的人每人一碗價格為一角八分錢的肉絲餃子，然后，步行十四公里到了我家，談不上什么聘禮，這就叫做訂了婚、上了門。1973年元月三十一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八日），我一個人跑到劉家，把劉正洪叫上，抱上她當時三歲的侄子劉建新，就叫做“陪轎客”。一路上，兩個人輪流地抱著內(nèi)侄劉建新走了十五里路。走到我家里，我貼上自己寫的對聯(lián)，我們就這樣算做結了婚。沒辦法，那時候糧食很困難，根本請不起客呀。

結婚那天，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想到婚后自己的前程，想到自己以前的“大學夢”，想到自己那種簡單的結婚儀式，想到……我堂堂男子漢不禁黯然泣下。首先是嗚咽，然后是泣不成聲，再后竟是潸然淚下，哭得很傷心、很傷心。弄得在旁邊的新娘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她根本就弄不清一個男子漢為什么在新婚之夜卻哭得那么厲害、那么傷心？

我的妻子劉正洪也是出生在書香門第，家庭成份地主。她的父親劉中柱先生，是一位飽讀詩書的教師，行書楷書也寫得相當?shù)暮?。個子不算高大，清瘦的臉，性情溫和，講究溫良恭儉讓，半空中掉一片樹葉下來也擔心砸爛他自己的腦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二年就不得不離開教育戰(zhàn)線去到農(nóng)村當農(nóng)民（1978年冬天平反復職，1979年秋退休）。哥哥劉國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也當上了教師。在那個特殊的幾乎發(fā)了瘋的年代，就連讀高中也是要保送的，所以，劉正洪沒有能夠繼續(xù)升學的機會，年僅十五歲的她，就跟隨父兄們到鄉(xiāng)下當農(nóng)民。她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畢竟從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的熏陶，素養(yǎng)較好，心地善良，性情溫和，勤勞質樸節(jié)儉。

1977年開始搞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恢復了高考招生制度。當時，我在縣城里的武岡一中（現(xiàn)也被確定為省重點中學）教高中語文，校長是剛剛落實政策重返領導崗位的抓教育很有一套的老校長劉文明先生。說起來歷史還往往有些驚人的相似，三十年后的現(xiàn)在，他的兒子劉力平先生久經(jīng)磨練，在武岡一中教書，同樣又成了武岡一中的一校之長。

當年已有兩個兒子的我，分別于1977年冬月和1978年盛夏，跟自己的學生一起走進考場，連續(xù)參加了兩次高考。本來自己高中畢業(yè)時是選學理科，加之理科的招生指標肯定會遠遠多于文科，我便想報考理科。但有關抓高考報名的人士卻說：“你教語文的當然是考文科嘛！”于是我就這樣陰差陽錯地報考了文科，而且劉文明校長鼓勵我報考了武漢大學中文系。我好比枯木逢春、如魚得水，“兩考兩中”（高考分數(shù)上了錄取線）。不過，“而立”之年，我第二次參加高考，與我的高考補習班的學生們同時走進考場，我才真正的“中了”并且成行，我又成為了“新三屆”。我成了我們那一條垅土著鐘姓家族的第一個大學生。

我記得當時的《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一篇文章，說的是高考招生時要特別注意招收沒有接受過祖國挑選的1966和1967兩屆的高中畢業(yè)生。同時，還是由于年齡的緣故，我們這樣的原來就教過書的“老三屆”的人，一般也是錄取在師范院校。我深深地懂得進大學校門深造的機會來之不易，盡管有種種壓力和生活的困難壓得我?guī)缀醮贿^氣來，我毅然和我的妻子攜手奮斗、克服了種種困難，順利地度過了一道道難關。

對于我的妻子，我這一輩子最放心的是無論她跟隨我跑到哪里，我都不用去擔心她“三個女人唱本戲”，不用去擔心她在單位跟別人扯皮、吵架。的確，她的人緣很好。在我大學深造的幾年中，因為我不是帶薪學習，所以，家庭經(jīng)濟負擔較重。她卻能心甘情愿地默默地獨自挑起了家庭里里外外的重擔，早出晚歸，辛勤勞動，省吃儉用，養(yǎng)家糊口，操持家務，還要管教兩個幼小的兒子?？梢哉f，她這一輩子陪著我吃過了不少的苦頭。不是冤家不聚頭，磕磕絆絆到白頭。人都有個性，她與我在很多方面性格并不怎么合，許多時候，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總難想到一起，更不用說配合默契了。但是，畢竟我們都是吃苦出身，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盡管有時吵吵鬧鬧卻從未因為家庭經(jīng)濟困難、為了錢而吵鬧過，我們彼此也能在吵吵鬧鬧中依然堅守過來，過著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型的家庭生活。

如果說我這一輩子還稍微干出了一點點成績的話，那么，應該肯定地說，她給予了我的全力支持。真的還可以套用那句時髦的話：“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著一位賢內(nèi)助”。也可以坦率地說，我的“軍功章”有她的一半，我的學生都對她很敬佩。說起來也是，不說夫榮妻貴，只因同舟共濟，誰要我們是“患難夫妻”呢？！說句心里話，自從我“孔雀東南飛”從湖南來到廣東以后，因為種種因素，沒有將她的工作關系、退休的事情處理好，在我的后半輩子中，我從內(nèi)心的心靈深處，的確對她存有一種補償之愧疚，我和我的兒子們都達成了共識，只要她樂意的、她能接受的，我們都盡量地讓他得到開心和幸福！只不過是我“男子漢大丈夫”沒說出來而已。
（選自本人200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薪火集》-代自傳部分“往事如煙、世事如棋、歲月如歌、人生如戲”）